中国的小提琴70%来自江苏黄桥；淡水珍珠80%来自浙江山下湖；羽毛球55%来自浙江江山；工业刷70%来自安徽源潭。小镇奇迹如何创造？

  中国的小提琴70%来自江苏黄桥；淡水珍珠80%来自浙江山下湖；羽毛球55%来自浙江江山；工业刷70%来自安徽源潭。这是我们这期封面报道得到的一组数据，显示了这些了不起的小镇所创造的产业奇迹。我们很好奇，这些奇迹是如何发生的？它与中国经济的关联是什么？

  当我们进入这些小镇后，看到了一些比数据更直观、更有趣的场面。比如在江苏省泰兴市黄桥镇，记者黄子懿第一次观摩小提琴的制作的步骤，他首先联想到的竟然是烤鸭。

  “那是一道喷漆的环节。一排排已做好的白坯小提琴被高挂在流动的牵引钩具上，钩具插入小提琴优雅的琴头，小提琴的身形宛若一只只被悬空吊起的鸭子，整齐划一地被机器集体运送到喷漆的车间。通过中控烘烤后，它们要在一个油漆废水池的上面，轮流迎接一个柱子般的喷漆工具，柱子上下抽动着喷出一层水雾，白坯状的小提琴就这样被刷上了一层淡黄色的底漆，初步具备了一只烤鸭的模样。”

  批量化的生产方式，让小提琴的制作活像一只只烤鸭的烤制过程，也让黄桥这个小镇成为“中国提琴产业之都”，占到了全国提琴产量的70%、全球总量的30%以上。

  而在浙江诸暨市山下湖镇，最让我这样的初次到访者感到震撼的一定是那个占地数千亩的珍珠交易市场——华东国际珠宝城，用“珍珠的海洋”来形容这里一点也不为过。认在里面徜徉，目光所及，无不是灿灿珠光。这里的珍珠既有像大城市商场那样做成饰品摆在柜台售卖，更多的则像菜市场一样，一捆一捆或者一桶一桶地挂在架子上、堆在玻璃橱窗里，等人来拣选。这里珍珠的品类五花八门，最贵的是进口的海水珍珠，价格低一点的是国产的淡水珍珠。白色为主流，还有黑、金、紫、粉⋯⋯但白色又分为好多种，亮白、冷白、暖白、白里透红、白里带粉，盯着看久了，会让人产生一种白色眩晕。

  在这一期的小镇封面当中，我们延续了以往的思路——以产业切入，来观察小镇社会。

  无论是浙江的珍珠小镇、羽毛球小镇，还是江苏的小提琴小镇、安徽的刷子小镇，都是经过时间冲刷，最终在某个细分产业上扎稳了脚步的成功案例。尽管仍然面临内外部的各种挑战与冲击，这些小镇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仍然是非常幸运的。

  它们的经验当然能为很多地方提供某种启发，但我们并不认为它们的成功可以被完全照搬、复制。

  因为只要深入进去，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小镇的奇迹并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长时间的产业积累、对市场的开放包容、政策上的突破创新等多重因素叠加所得。

  过去几年，地方政府耗费大量资金，违背市场规律而打造的所谓特色小镇，失败案例比比皆是，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

  我们在抽象的经济学理论中读到过不同的解释，但在小镇上的采访似乎可以给咱们提供另一种答案。比如对于山下湖人来说，市场既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自发生长于民间，是一个不断开创、升级的过程。自从发现了养珍珠带来的巨大收益后，他们就在四处寻找市场，去杭州、去上海，后来又去广州，到香港。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当时虽然已经改革开放，但珍珠仍属于统购统销的产品，私自贩卖属于投机倒把，会有牢狱之灾。

  但山下湖人一批又一批地坐上了去广州的火车。华东国际珠宝城的董事长何建良回忆说，那时候买了火车票后，得绕过检票的闸口，从轨道另一头摸上站台，爬进车厢，就像铁道游击队一样。“就是怕检查啊，每个人身上都带了珠子，10斤、20斤，用麻袋装着，绑在身上。”

  他们有一次去福州卖珍珠，住在闽江饭店，晚上12点多，当地的工商和公安人员啪地一下子冲进来，把他们堵在了房间里，那场面像抓毒品贩一样。后来，山下湖人还自己创办市了场，从在山顶躲躲藏藏的毛竹棚开始，到铁架子搭的集贸市场，再到镇政府对面的钢筋混凝土大楼和如今的珠宝城，珍珠交易市场完成了六次升级，一将山下湖推向了全球顶级规模的珍珠集散地。

  显然，在和大城市相比，小镇的区位条件并不占优，但他们总能通过别的方式弥补这一弱点。

  记者刘畅去的安徽潜山源潭镇，是一个地处三省交界地带的偏远小镇，他们能成为工业刷的集中地，和早年一群跑市场的“背包客”分不开。“那时他们坐大巴车倒火车来到广东，在工厂周边租下酒店，找来电话簿，挨家挨户问有没有买刷子的需求。他们常年在酒店租住。从大巴车一直到酒店，百十号人全是同乡，总共近千人，有事在酒店一起商量。”“背包客”们的足迹也沿着铁路线，一路跑到了东北、内蒙古、新疆，遍布全国，也将源潭的刷子卖到了全国。

  他们做事的方法虽然粗粝，实用至上，但灵活多变，嗅觉也异常敏锐。记者吴丽玮采访了江山市顶级规模的羽毛球生产企业航宇体育的创始人周建军，在镇里做过供销科长的他，为了看羽毛球的球托是怎么产出的，在潮汕待了一个月，偷师学艺，趁别人午休的时候，把他们的磨头机拆开了看。光凭脑子记，回来之后找到农机厂，把图纸画下来，用PVC板做模具，现组装一台机器出来。”为了获得一家客户的联系方式，他跑到别人财务会计的办公室，偷看到了压在玻璃下的名片。

  “羽毛球大王”周建军是江山的一个传奇人物，除了创办全国最大的羽毛球生产企业航宇，他还坚持做了30多年山底村村支书（摄影 黄宇）

  1992年，安徽源潭的一个老板到佛山谈生意时，中午在办公的地方休息，他看到桌边的报纸印着一条消息，标题是《“环卫工人的福音”——广深高速公路已从德国引进一辆专业扫路车》，他意识到扫路车肯定会配套扫路刷，而扫路车未来必是全国普及，从而把环卫刷的生产引进了当地。

  如今，源潭镇上的每家刷业老板接待客户时，都会说自己任何一个产品都做，接下单后，再找其他工厂代工，形成错综的网络。

  此外，在我们探访的羽毛球厂、珍珠加工厂、小提琴作坊和刷子厂，都能发现一群女性劳动者的身影。她们通常是从周边村镇或者外地过来，小镇的工厂虽然收入不高，但工作方式也比较灵活，可以让她们一边上班，一边照顾孩子。一些小镇的企业还允许许工人中途出去照看家庭事务，等忙完再回来继续工作。

  这些女工也是小镇产业集聚的一大优势，长时间的工作积累，使她们成为最为宝贵的熟练工人。

  比如羽毛球生产要做试打测试以检验羽毛球的稳定性。吴丽玮看到，在试打机旁站着的通常都是女工，她们一个个都身手不凡，能准确的判断羽毛球在空中飞行的轨迹是否有异样，而且一抬手就能用手里的网兜将大力抽射出的球稳稳捞过来，看起来都是隐藏的羽毛球高手。山下湖的挑珠工人也大多以女性为主，她们可以一边戴着耳机听自己听音乐、听书，一边把让人看花眼的珍珠分成三六九等。这项工作并不是特别容易，但有的人一干就是上十年。

  建在城乡结合部的羽毛球工厂实现了灵活用工，陪读妈妈们在孩子放学时可以先行回家，有空再回到工厂里上班（摄影 黄宇）

  2023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6%，而本世纪初，2000年，这一个数字是36%。20多年里，数亿人口完成了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在官方统计中，中国的城市化叫作城镇化，把镇一级的人口列入其中。而过去几十年，全国农村人口的城市化路径都是分梯次、分步骤的，人们从镇、县、到市，以及更大的市，通常是依据个人或家庭经济能力的强弱而选不一样的落脚点。小镇的存在，既是城市化的中转站，也为经济资源上相对弱势的群体提供了兜底。所以，在这场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中，小镇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而在将来，它还能发挥哪些功能，正是我们所关注的问题。

  纵观全国，2万多个乡镇一级行政单位，像江浙、华南一带的这种产业小镇当然属于少数，在我们的认知里，更多小镇的命运是经济凋敝、人口流失，并有可能是在建制上最终被合并或消亡。

  不过，小镇连接着如此广阔的地域和人口，我们不可能所有的人都住进城市，留下来的人们更需要小镇的存在。对人们的生活而言，小镇不单单是一个行政单元，更是介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一个生活空间，这里应该有商业、有基层政府、有基本的公共服务。在农村人口加速流失和空心化的背景下，乡镇可以说就是很多人获取基本的公共服务，如教育、医疗、养老等的唯一渠道。当就业形势不好的时候，如果一个小镇能有自己的产业，商业经营能保持一定的活跃度，居民能获得工作机会，改善收入，社会矛盾也将更加缓和。

  如果说乡村是熟人社会，城市是陌生人社会，那么介于两者之间的小镇或许提供的是一种半熟人空间。

  所以，小镇的问题也是一个社区议题，对基层政府和民间社会都提出了考验。尤其是基层政府，怎么样处理好与市场的关系，如何形成良好的治理氛围，也是个需要智慧的问题。2008年北京奥运会时，浙江省江山市获得了一个火炬手名额，赵江平说，很多地方都是体育局局长去当火炬手，但他把这个机会让给了当地产业龙头航宇体育。航宇派出了年轻有活力的高管周建荣，“火炬刚传递完，航宇就把周建荣举着火炬的照片做成了包装纸，印在球筒上，那一年也是它们的销量上涨最快的一年。

  在发展良好的产业小镇，通常都建立起了行业和产业协会或者青年联盟等各种组织。这些组织有时候可能流于形式，但有时候则能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协调各方面利益上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疫情之后的这几年，因为珍珠市场的爆发，山下湖镇从原来的不到2万非流动人口，如今已超越4万人。大量涌入的人口和更加活跃的产业，让镇政府应付不暇，公共服务体系也难以跟上发展的节奏。在山下湖创立了20年的浙江省珍珠行业协会在其中的角色就逐渐重要。他们在珠宝城常驻了五六个工作人员，接待大量的咨询、纠纷调解和事务办理工作，有时也要帮外地商户、创业者解决子女就学的问题。协会的优点是，他们联系的企业资源多，年年都会给镇上的学校、医院、养老院、老年食堂等处捐款捐物，很多事情由他们出面协调就好办得多。

  长期关注人口流动政策的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中国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陆铭认为，与这些成功的产业小镇相比，全国大多数的小镇都属于人口流出地，难以发展出如此集中的产业，

  但这些地方并不是只有等待衰落的命运，不同区位条件下，人类能寻求不同的发展定位，比如农业条件好的可以搞畜牧养殖、靠近边境和枢纽的可以发展贸易，自然风光独特的可以发展旅游，还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小镇可承担文化传承的功能。

  但现实情况是，不管是人口流入的地方，还是人口流出的地方，如今都存在很多制约和障碍，抑制了地方发展的动能。如何破除这些障碍，正是接下来的改革需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