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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力量
我国是种桑养蚕发源地,桑蚕茧生产投入少、周期短、见效快,是贫困户最易接受、收入最有保障的产业,为全国各地助农增收、脱贫攻坚做出了积极贡献。为系统了解我国桑蚕茧产业高质量发展现状及扶贫效果,提出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议,研究组成员收集整理近几年产业高质量发展基础数据,并深入凉山州、河池、南宁的6个市县开展实地调查,对我国桑蚕茧产业进行了综合调查分析。2014-2018年,我国桑蚕茧产业处于稳定发展期,面积、产量先降后升,蚕区东桑西移,蚕品种不断改良;内需市场成为丝绸产品消费主力,消费主体以40-50岁女性为主;鲜茧收购量持续增长,收购价格总体上涨;丝绸加工总量下降,干茧生丝价格波动趋势与鲜茧价格大致相同;出口波动下降,进口有所增加,仍就保持贸易顺差;亩成本一直上升,亩现金收益高于除苹果之外的其它农作物。但任旧存在规模化标准化基础薄弱、加工水平不高、综合利用不足、市场运行不规范、丝绸消费受国际形势影响大、配套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不够等问题。未来桑蚕茧产业将仍然是中西部产区的扶贫富农重点产业,生产规模持续稳定,规模化生产比重持续提高,产业多元化发展,产业体系一直在优化,国内消费继续增长,国际市场之间的竞争机遇并存,行业不断向高质量发展。
1.面积、产量稳中有升。我国是世界最大茧丝生产国和出口国。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统计,2018年,中国、印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蚕茧产量居世界前四,合计约占97%,其中我国约占66%。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环保主义兴起刺激丝绸消费,蚕茧产量持续增长;1996年受世界丝绸市场供过于求影响,我国蚕茧产量直线年国家进行蚕茧流通体制改革,蚕茧产量恢复增长,2007年刷新蚕茧生产纪录;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影响,蚕茧产量会降低;2010年随着经济复苏,蚕茧生产进入恢复发展期(图1)。2018年全国20个省区桑园面积1184.9万亩、蚕种发种量1643.3万张、蚕茧产量67.9万吨,分别比上年增长0.2%、2.5%和3.2%。广西、四川、云南位居全国前三,其中广西蚕种发种量和蚕茧产量占全国近50%。广西、四川等12个省蚕茧产量均有增长,江苏、广东等8个省有所下降。
2.蚕区分布东桑西移。将蚕区按照蚕茧产量小于0.1万吨、0.1-1万吨、1-3万吨、3万吨以上划分为四类,绘制1994-2018年产量空间分布演化图(图2)。江苏、四川、广西、云南、浙江、山东是中国六大主要蚕区,四川、江苏一直位于高产量区,安徽、山东、浙江先后于2000、2010、2018年退出高产量区,广西、云南2010年升至高产量区,蚕区整体呈现东桑西移。
3.蚕品种不断改良。重点蚕区几乎每隔10年更换一次当家蚕品种。据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冯家新《全国蚕桑产区饲养量、产茧量及推广品种10年间的变化》,2015年全国饲养量最大的是两广2号,分布在广西、广东、重庆等省市;其次是菁松×皓月,分布在云南、江苏、浙江等省;第三是871×872,分布在四川、重庆、陕西等省市。另外,我国山东、江苏、浙江、广西等地已选育出多个对人工饲料摄食性优良的蚕品种。
(二)消费。随着消费一直在升级,内需市场成为丝绸产品消费主力,2017年内销比重已超过60%。2018年全国50家丝绸样本企业内销额为41亿元,较2014年下降9.3%(图3)。家纺、真丝绸缎需求较多,累计内销额比重为72.1%。
据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李建琴等《丝绸消费主体特征及行为研究》,国内消费主体年龄在40-50岁,性别以女性为主,职业以公职人员为主,学历以大学(本科/专科)为主,地区分布广泛,个人年收入在10-30万元。居民消费行为趋向普遍化、品质化、平价化、网络化和弱品牌化。
1.蚕茧收购持续增长。2018年,我国蚕茧收购达65.8万吨,较上年增长8.1%,较2014年增长11.7%。2014-2018年,广西、四川、云南、江苏、广东一直位居全国前五,2018年累计收购量占全国的84.4%,其中广西自2016年起占全国五成以上(图4)。
2.丝绸加工总量下降。2018年全国规模以上丝绸工业公司711家,主要经营业务收入805.9亿元,分别较2013年减少28.3%和32.8%(图5)。规模以上企业生丝产量8.2万吨,绢丝产量0.4万吨,绸缎产量51563万米,蚕丝被产量1215万条,分别较2014年下降50.9%、62.0%、27.9%和50.9%。其中广西、四川、江苏、浙江丝产量累计占全国丝总产的74%,江苏、浙江、山东、江西蚕丝被产量累计占全国蚕丝被总产的66%,四川、浙江、安徽、江苏真丝绸缎产量累计占全国线 全国规模以上丝绸公司数及主要经营业务收入情况
3.茧丝绸供应链小散乱。供应链上下游成员分散,中间缺乏综合的供应链服务商。茧丝绸企业较难从上游蚕农获取生产效率和收购价格上的优势;受技术、市场、渠道、资金等壁垒影响,又很难向下游深加工领域取得突破,不少茧丝绸企业因盈利薄弱而亏损甚至倒闭(图6)。
1.丝绸商品出口下降。2018年我国线年下降3.9%(图7),主要源于丝绸制成品、丝类出口的下降。其中丝绸制成品、丝绸绸缎、丝类制品出口额之比为61:22:17。
2018年真丝绸商品出口额排前五位的省市依次为广东、浙江、江苏、上海和山东,合计占87%;出口排前五位的目的地依次为美国、尼日利亚、意大利、印度和中国香港地区,合计占47.3%。
2.丝绸商品进口上升。2018年我国线%,主要源于丝绸制成品和丝类制品的增长。丝绸制成品、丝绸绸缎、丝类制品进口额之比为76:15:9。进口来源地区主要有欧盟、中国境内保税区、印度、韩国、东盟,累计进口额为92%,我国主要需求省市为上海、广东、北京、浙江、江苏,合计占全国总进口额的92.6%,其中上海占64.7%。
3.蚕种有出口无进口。2019年我国蚕种出口量11.9吨,较2018年下降12.7%,较2017年增长6.4%;出口额0.2亿元,与近年持平。山东、浙江出口最多,合计出口额比重为94.3%,其中山东占54.6%。主要出口目的国有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伊朗、阿塞拜疆,合计出口额比重为98.4%。
1.鲜茧收购价格总体上涨。2014-2015年国内经济稳步的增长放缓,加上厄尔尼诺事件,鲜茧收购价持续下跌;2016年国家放开蚕茧收购加工资格许可,收购价格开始回升,2017年上涨至2371元/50公斤。蚕农生产积极性提高,产量供给过旺,2018年收购价小幅下降(图8)。
2.干茧生丝价格波动上涨。茧丝价格波动趋势与鲜茧收购价大致相同。2014-2015年干茧、3A级生丝价格持续下跌;2016年宏观环境恢复,干茧、3A级生丝价格分别较上年上涨31.4%和24.9%;2017年初茧丝价格经过一次小幅下降后持续上涨到2018年中,之后因下游需求减少、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再次下跌;2019年初茧丝价格持续震荡下行,6月后开始上涨(图9)。
(六)成本收益。2017年,全国桑蚕茧亩平均总成本为4575.6元,较2013年上升10.6%(图10),其中人工、土地成本分别上升12.6%、19.5%,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由77.4%增加到78.8%,这也是桑蚕茧产业由东向西转移的重要原因。广东、广西、四川、江苏的亩产值高于全国平均值;四川、云南、浙江的亩总成本低于全国平均值。通过对六大主产区亩栽农作物进行替代效益分析,发现桑蚕茧亩现金收益要高于除苹果之外的其它农作物。
(一)生产持续稳定,向规模化、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桑蚕茧产业仍是中西部扶贫富农重点,将抵消东部减产影响,总体生产持续稳定。商务部、工信部先后发布《关于开展规模化集约化蚕桑示范基地建设推进茧丝绸产业提质增效的通知》《推进桑蚕丝绸产业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行动计划》,预计将有效提升规模效益和竞争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二)产业多元化发展,结构一直在优化。桑蚕茧产业对传承文化、修复生态、美化生活作用重大。蚕桑资源多元化利用逐步拓展,丝绸文化旅游等新业态不断涌现,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各地正积极调整布局,产业体系将一直在优化,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形成各具特色的产业集群。
(三)国内消费继续增长,国际竞争机遇并存。随着经济和生活水平提升,消费者健康理念和环保意识增强,时尚低碳的丝绸产品将产销两旺。巴西、印度、泰国、越南等在产品的质量、价格、风格上各具优势,国际竞争日益激烈,而一带一路倡议给丝绸贸易增添的新活力也值得期待。
根据搜索引擎关键字检索统计,截至2019年1月,国家级贫困县中约四成发展桑蚕茧产业。如广西自治区54个贫困县85%种桑养蚕,2019年计划脱贫摘帽的21个贫困县有19个县种桑养蚕,户均收入约2.3万元;四川凉山州11个贫困县有3个县种桑养蚕,2018年底99%的贫困村、97%的贫困户脱贫,户均收入约1.3万元。
全国各地探索推行多种经营模式,主要有企业+基地+贫困户企业+合作社+贫困户企业+村支部+贫困户企业+合作社+共育户+贫困户企业+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等,引导产业向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1.凉山普格县企业+村支部+贫困户模式。普格县主要从资金、物质、示范、市场着手。政府制定清晰的引导政策和资金扶持措施;补贴贫困户改善蚕具、大蚕房、共育室、桑水桑路等基础设施;打造标准化示范基地,引导贫困户参与,壮大村集体经济,推进养蚕规模化、标准化和集约化发展;制定保护性收购价格,保障贫困户收益。利益分红遵循136模式,即年收入10%归村集体经济、30%用于贫困户分红、60%用于扩大再生产。截至2018年底,普格县涉桑乡镇已无贫困村,贫困户户均收入1.29万元,人均收入3259元。
2.广西环江县南大门桑蚕专业合作社。南大门桑蚕专业合作社主要从提供养蚕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服务和提高贫困户养蚕积极性的方面出发,一方面提供产前、产中、产后技术和信息服务,统一品种、养蚕时间、技术推广、蚕沙处理、鲜茧销售;另一方面通过补贴和奖励贫困户生产,引导贫困户出资参与盈余分配,并保障终端优质优价,实现互助式发展。2016-2018年,33户贫困社员除1户身体残疾,其余32户均已脱贫,户均收入达6万元,辐射带动周边群众1800多户。
1.规模化标准化基础薄弱。小农生产经营方式、技术人才匮乏、从业人员老龄化、科研力量薄弱等因素导致种养标准化水平低下,技术及机械化应用滞后,部分蚕区仍存在人蚕共居,生产效率低下。
2.加工水平不高,综合利用不足。缫丝和坯绸等前端产品加工居多,炼白、染色、家纺等高的附加价值产品加工水平不高,深加工公司仍占少数。中西部企业规模较小,技术装备水平低,蚕桑资源挖掘利用不足。
3.市场运行不规范。一些蚕区产能过剩的蚕种场或蚕茧加工企业,未在当地登记备案,低价出售蚕种和抢购蚕茧,扰乱市场秩序,易导致蚕种、蚕茧质量得不到保障。
4.丝绸消费受国际形势影响大。我国丝绸高的附加价值产品尚未占领国际市场,低附加值产品又面临印度、巴西等国挑战,两头遭到挤压。同时不断受世界纺织科技发展产生的低价合成纤维冲击,以及世界金融危机冲击。
5.配套政策与资金扶持力度不够。多数地区资产金额的投入力度不大,扶持措施少,风险保障措施不到位。贫困户前期资产金额的投入压力大,导致种养意愿不强。小规模企业由于资产金额来源渠道有限,扩大发展受限。
1.生产风险。基础设施落后,基地环境交叉污染,前期低温多湿、后期高温多湿等自然气候易诱发蚕病,以及农业与非农业、农业内部产业之间的竞争,加大生产风险。
2.市场风险。印度、土耳其、越南等加大政府投入和引资力度,与我国丝绸行业竞争日益加剧。国内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逐年攀升,环境承载能力已接近或达到上限,传统优势显著弱化。
3.技术风险。蚕农掌握技术有限,学习新技术要消耗一定成本,还要承担操作不当造成的损失,使生产面临巨大的技术风险;企业技术装备研发相对滞后,提质增效仍面临严峻考验。
(一)打造高效省力的生产方式。在山区和干旱地区建立小型水源工程,条件稍好地区加强灌溉、路网、标准化蚕房等设施建设。加快建成一批优质桑蚕基地,推广省力化技术装备,建立病虫害综合防控体系,逐步实现科学化、省力化、标准化种养。
(二)提升产品附加值,延长产业链。加大对丝绸印染、成衣技术的投入,延长产业链。充分的利用桑枝、桑叶、桑果、蚕沙、蚕蛹等蚕桑资源开发医药、美容、保健等高的附加价值产品,开发蚕桑新业态,提升产业综合效益。
(三)加强市场监督管理。加强蚕种、蚕茧市场管理及准入制度建设,严格规范生产经营行为,保障蚕桑产业可持续发展。建立蚕茧储备体系和市场风险基金,增强政府宏观调控能力。
(四)积极拓展国内外丝绸消费。提升丝绸产品研发技术及创意设计能力,创新流通和销售模式,加强品牌宣传推介,拓展国内市场。同时推动产品走出去,拓宽贸易合作渠道,巩固传统市场,开拓新兴市场。
(五)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加大设施修建补贴、良种补贴、省力化机械机具补贴等,出台惠民政策及项目资金适当向蚕桑产业倾斜,实施奖补激励机制。积极扶持桑蚕种养意愿强烈的贫穷的地方将蚕桑产业作为扶贫主导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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